谁也不信你
    高二第二学期，那年春天像是走丢了。迟迟未至，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被谁一点一点拖拽着，才勉强爬上黄土的额头。麦苗早已泛出青意，地头的风却仍带着冷硬的刀锋，穿过脚踝，直往骨头缝里钻。

    我每天从家门前那条泥泞的土路开始行走。绕过鸡舍，越过水渠，踏进那条通往镇上的柏油主干道。它穿过两排高矮不一、像是随手摆下的房子，又穿过门口坐着七嘴八舌闲聊的老妇人，她们嘴里念叨的，不是谁家鸡生蛋了，就是谁家小子又不争气。

    我从她们面前走过，低着头，像从来没有在她们的世界里存在过。

    每天来回半小时，我像是在逃命。雾还未散，鸡未啼，狗未醒，村子像一口闭着眼的老井，而我，是唯一一个睁着眼，在井沿踮脚的人。

    那时我才明白，世上最难的事，从不是吃苦，不是熬夜，不是孤独。而是你已经咬碎了牙、烧光了命，却依旧无法说服别人——你值得被看见。

    “他啊？怕是念不出个名堂。”

    “小时候就那样，蔫蔫的，像个娘儿们，指望不大。”

    村里人说起我时的语气，就像在谈一棵歪脖树。他们不是恨我，只是打小就没把我当回事。他们觉得我能劈柴就别妄想成梁柱，能喂鸡就别惦记出门。

    我听见了。每一句。每一个语气词。可我从不回头。不是因为不痛，而是因为我知道，一旦回头，就再也走不动了。

    我只能走，一直走。哪怕脚底泥泞，哪怕每一步都像踩在别人的眼光上，我也得走。只有走着，命才不会把我拽回原地。

    学校里，我是空气。自从文胜的事后，没人再愿意靠近我。借橡皮？没人听见。借课本？大家都说“没带”。有时候，我一天不说话，竟也没人察觉。仿佛我整个人从这个班级被悄悄抹去了，只剩一张试卷上印着名字的格子。

    但许老师没有。

    他总是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在我做错题的时候，拍拍我肩，说：“你脑子不差，就是被吓住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能考出去吗？”我问，像是在试探一个遥远又奢侈的梦。

    他推了推眼镜，语气像春天里一颗尚未冒芽的树，说：“你要是不信你自己，就真的没人信了。只要你肯加把劲，以你的能力，肯定可以。”

    我没有说话。但那句话像一粒种子，悄悄埋进了我荒凉很久的心地。

    从那以后，我像疯了一样地学。不是因为成绩好看，也不是因为有什么人等着被我打脸。我只知道，许老师说的那句话，还在我心里发热。那盏光，还没灭。只要它还亮着，我就走得动。

    每天早上七点起，晚上十一点睡。数学练习本一摞一摞写完，英语单词像藤蔓一样爬满了灶台、饭桌，甚至我的枕边。家里那盏昏黄的灯泡亮到深夜，发出蚊虫般微弱的嗡嗡声。我趴在旧课桌上，一行行地抄写着公式与单词，血丝从眼底爬上来，耳边是父亲剧烈的咳嗽，母亲炒菜时油锅噼啪的响。

    她从没说过一句鼓励的话。但每次她把饭放到我手边，都会轻轻咳一声，说：“趁热吃。”只是这三个字，却像整个世界为我静了一瞬。

    她有时也会说：“你尽管念书，咱家再没钱也供得起。就怕你自己不争气。”

    我点头，却从不敢抬眼。因为我知道，她在灶台下藏着一个破罐子，罐子里是她攒下的一枚一枚的硬币，那是她能给我拼的全部。

    那一年，我的全部执念只有一个字：逃。逃出这个谁都敢笑你“不像个男人”的小镇，逃出那个从一出生就被贴好标签、注定只能低头过日子的命运。

    三月第一次月考，我的排名从年级倒数爬到中游。四月模拟考，除了英语全班第五，其他似乎也没什么起色。

    许老师在讲台上念到我名字，语气平静，却压不住嘴角那一点骄傲：“孟岩，继续努力，仍需加强。”

    没人鼓掌。有些同学偷偷看了我一眼，是嘲笑还是疑惑，我不确定，也不在意了。

    我没说什么。只是低下头，在内心深处听见某种声音泛起，像湖面下细小的涟漪，慢慢扩散。

    高二下期末，我只比上次进步了五个名次。

    有人笑，说：“看他那副死命学习的样子，就这？”

    “听说他把自己当救世主了，结果还是娘炮一个。”

    他们说我疯。他们说得也许没错。我是真的疯了，用全部的孤独、耻辱和不甘，去赌一个走出去的可能。

    那天傍晚，许老师叫我进了办公室。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泛黄的旧报纸，纸角卷起，像是被压了好多年。他翻到某一页，手指点在那一栏标题上：

    “寒门贵子，从高考走出大山。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你就是那个寒门贵子。贴在床头，熬不住了，就看看它。”

    我接过那张纸，指腹摩挲着粗糙的印刷字迹，心里却泛起一种说不清的情绪。

    “寒门贵子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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